福山与鲁迅：？
作者｜周一川
图文编辑｜罗 兰
—————
【作者简介】
学术兴趣：早期现代哲学、、西方现代社会学思潮、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前言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的结语颇值得玩味。在经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重大历史事件后，福山以其略显苍凉的笔调写道：
“人类与其说是会开出美丽花朵的无数嫩芽，不如说是很像在一条路上接连奔驰的长列有篷马车。有的马车以利落敏捷的步伐向城镇靠近，有的马车回到沙漠野宿，或在越过无数山头的最后山顶陷入构隙。有几辆马车遭受印第安人袭击，燃烧着弃置路旁。有些驭者为战斗所牵引而迷失，一时之间向莫名其妙的方向奔驰而去；有些人庆腻了旅行，折回路上寻找可定居之地。有一行人进入与主要道路不同的路线之后，发现要越过最后的山峦，就应该与大家走同一条道路。可是，篷车的队伍大半都悠然向市镇行去，大部分最后也都到了那里。”
就在福山写下上述文字的几年后，他的老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却描绘出了人类历史的另一番景象。亨廷顿将世界文明细分为九种地域文明。他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之间的冲突与合作都将沿着文明的远近来展开。因而，所谓的“历史终结”，在文明的对垒面前将变得遥遥无期。
可问题在于，在福山所代表的普适性与全球化的大浪面前，我们作出的反应，除表示认同外，难道只剩下亨廷顿提供的上述观点吗？换言之，在“全球化”与一种着眼文明主体性的“民族主义”话语之间，我们还是否有可能对现代人未来的命运展开第三种自由的思考？在对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持续关注中，我意外地发现，其实早在一九零八年，在写作《狂人日记》并成为我们今日所熟知的面孔前，青年鲁迅就曾在《破恶声论》这篇晦涩艰深的古文中表达了他对类似“福山问题”的全部思考。在他所呼吁倡导的“人各有己、朕归于我”的理想世界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杰出的中国思想者身上的世界意义。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继承了西方的一种以黑格尔、科耶夫为典型代表的、关乎世界历史的观点
心声 ·内曜
第一次接触《破恶声论》的读者，大都会在作者与文本之间产生忧疑。缘何曾一度激进地主张废除汉字的鲁迅，在早年竟用如此生冷的古文写下过这样的一篇论文？难道说，古文的形式本身即承载着某种不同寻常的意义？然而，抛开这些最初的不解，真正令人感到困惑的怕还是这生冷文字背后的深远立意——何谓“心声”？何谓“内曜”？什么是“人各有己”？什么又是“朕归于我”？与其他同时代的记录者与观察者相比，《破恶声论》所表达的俨然是一个更加深沉且严肃的思想世界。
从内容线索上看，由于《破恶声论》是在与民族主义、世界主义这两种社会思潮同时展开论战，因而鲁迅所遵循的基本思路就不可能是福山式或亨廷顿式的。换言之，鲁迅非但拒绝走入亨廷顿的文明特殊性立场来抨击一种泛普世性的话语论调，他甚至将福山与亨廷顿等量齐观，视两者为同一主导因下衍生出的两种不同病灶。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试图超越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一点在鲁迅对“迷信”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都知道，受西方科学主义话语的影响，近现代中国的知识精英都不遗余力地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植入西方科学理性的思维与话语。在这一过程中，“反迷信”往往被视为与反封建、反帝同等重要的事务。然而，在青年鲁迅看来，粗暴地将异于科学精神的所谓“迷信”去除，所留下的就只能是信仰的空白，而这会给某些乐于兜售价值的标新立异者留下可乘之机。鲁迅之所以能看到这一点，全在于他对所谓“迷信”异于一般人的见解。在《破恶声论》中，关于“迷信”的界定，鲁迅写道：
“夫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已；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故吠陁之民，见夫凄风烈雨，黑云如盘，奔电时作，则以为因陁罗与敌斗，为之栗然生虔敬念。”
从鲁迅对迷信、宗教上的观点看去，
不难发现其师章太炎的影响
在鲁迅看来，所谓“迷信”由来已久，实为上古之民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后对眼前的世界所抱有的一种敬畏心理。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全在于，在这种“迷信”中，闪耀着上古先民们内心的真诚与虔敬，而这也就是鲁迅在《破恶声论》一文中不断强调的“心声”与“内曜”之本义。这表明，任何一种观点或见识，如缺少秉持这一观点或见识的人对它发自心底的信仰与认同，那么也就缺乏了最基本的真诚，而这就有可能使人与人之间观点交流与价值传遍的效果大打折扣。所谓“祛魅”、所谓“现代性”在当今世界之所以会造成人类精神上的空虚，个中玄机皆在于此；技术理性除其自身外，已越来越不允许现代人附着在其他的信仰之上而不失虔诚的心灵。与迷信关系密切的“宗教”就难逃此厄运。本是寄托“心声”与“内曜”之物，如鲁迅所言：
“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
却在科学、公理、进步、文明的话语之下，被视为传统的糟粕而遭抛弃。在这里，，他将所谓“迷信”、“宗教”均视为有限的个体在面对无限时所产生的一种生命本能，即“向上”的本能。这种对人的“超越性”的界定，特别是对其中闪耀的真诚性的欣赏，使得鲁迅对在东西文化碰撞之际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一切思潮都预留了一份“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目光。在这种目光下，首先被检视、批判的即为今日福山所代表的“世界主义”思潮。
以众虐独者今
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思考，。然而，对于一九零八年的青年鲁迅来说，在这一问题上，他似乎来到了十九世纪托克维尔的位置。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并未直接参与到有关制度设计的讨论中，他所关心的似乎是整个现代民主社会具有的“通病”。在他之前，关于中国如何融入现代世界潮流的呼声此起彼伏。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章太炎还是孙中山，“在今日中国培育出一个具有民主形式的新社会”已成为一种普遍共识。但在《破恶声论》中，我们似乎看不到这种共识对鲁迅的触动。
“以独制众者古，而众或反离，以众虐独者今，而不许其抵拒，众昌言自由，而自由之蕉萃孤虚实莫甚焉。”
对鲁迅而言，现代社会很可能隐藏着一种迥异于“独制众”的大众专制形式。在这种新型专制形式下，独夫式的专制消声觅迹，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细微、更加严密的大众专制。，个体的声音依旧是渺小而微弱的。缺乏“心声”、缺乏“内曜”，将很可能成为仅仅取得形式平等的现代人在未来的命运。
“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驸，乃即以大群为鞭棰，攻击迫拶，俾之靡骋。”
泯于众人而寻求自保，拥抱主流而抑制心声，鲁迅所作的思考，不正被今日“困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类生存经验所应证吗？，但即便是民主的现代社会，事实上也未能给予现代人充分表达“心声”、“内曜”的勇气。因而，“不够勇敢”的现代人只好隐匿于众人之间，处处小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待到中国融入所谓世界主流亦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新社会之际，世界历史对鲁迅来讲，也远未如福山所言“走向终结”。
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如何脱离传统机制并趋向隐蔽，也是“反思现代”的西方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
渐成奴子之性
在救亡图存的呼声中，除这种拥抱世界主义的思潮外，还涌动着另一种思潮。不同于前者，这后一种思潮着眼尖锐的民族性，呼吁以自身之强大来抵御列强施加给我们的侮辱。在鲁迅看来，这包含两类人，，二曰“崇拜兽性爱国之士”。，皆产生于当时世界的强国中，如英国、法国、日本等，这些人的特点在于：
“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也。”
，所谓“崇拜兽性爱国之士”代表的是一些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慑下丧失主见、鹦鹉学舌的中国人。他们忘却了孔孟所提倡的“推己及人”的伟大文明传统，不仅毫无保留地接纳西方坚船利炮下灌输的野蛮观念，更对其他惨遭西方蹂躏的文明投以轻蔑嘲讽之目光，在丧失人伦心性的应有是非标准的同时，也疏远了自己的“心声”与“内曜”。如鲁迅所言：
“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崇侵略者最下；人云亦云，不持自见者上也。”
鲁迅此处的立场与钱穆相近。后者同样认为，在西方的野蛮侵略面前，国人应对故国的历史传统抱持温情与敬意
鲁迅无疑看到了，学习西方并以此来挽救民族于危难之间、保教保国的必要性。然而，在此一过程中，不加甄别地向西方看齐，效法其侵略之行径，欺辱与自己同病相怜的其他文明，这却是完不能接受的。如同那些以为建立起民主自由社会便能医治中国之痼疾的人一样，。
群之大觉
然而，令鲁迅泣血的是，正是这些热烈拥抱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的中国仁人志士，才造成了今日的一个“无声的中国“。所谓“无声”并非真的没有声音，而是没有那源于内心深处的“心声”与“内曜”。事实上，在写作《破恶声论》之际，鲁迅面对的世界远非“无声”，相反，所听闻之处，皆是一片嘈杂。在《破恶声论》的开篇，鲁迅以沉痛的笔力写道：
“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寞为政，天地闭也。”
一九零八年的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峻。部分敏锐之士已将目光投放到西方社会的内部，试图凭借从西方传统中汲取的“零零碎碎”来挽救民族的危亡。于是，整个中国成为了主义与思潮的试验场。但在鲁迅看来，倘若不是从自己的信仰中涌现出对自己所持观点的认同，一切努力都将无异于东施效颦。因此，面向未来，吾人需要的乃是部分先知先觉者——即所谓“一二士”——的觉醒，并由他们去触动“群之大觉”，以此达到众生“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的境界。唯有一个允许每个人都能发出自我心声而不必隐匿于众人，同时又自始至终不曾背离应有是非标准的中国，才是一个可爱的、“有声的”中国。
“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
“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结论
视线拉回当代。就在福山以类似科耶夫的口吻宣布“历史终结”之际，中国大陆的知识界正在以极大的热忱拥抱九十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自由主义”热潮。后革命时代的人们在承受革命理想破灭的感伤后，决定分散突围，在与各种主义的纠缠中继续思索“娜拉走后怎样”的真相。然而，就在这场持续不断的争论中，少数如鲁迅一般敏锐的心灵又在不断闪现。1996年，中国大陆作家在发给《》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总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精神原子弹正摧毁着他们思考与发声的权利。同一时间，海峡对岸的台湾历史学家李敖也发出感慨，一个完成由向民主转型的台湾，似乎并未带来如雷震、。因为，底层人民的声音现如今正被财团、媒体所左右，依旧无力。此刻，，一场悄无声息的危机也正在加速地孕育。或许，脱胎于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西方文明的确为人类在现代世界的共处提供了一个大体的方向，然而在这方向所标示的道路上，西方现阶段的自由民主就已经是完美的尽头了吗？至少对于一百年前写下《破恶声论》的青年鲁迅来说，这样的未来，还算不上他心中的那个“有声的中国”。
参考文献
[中] 汪晖著，《声之善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中] 鲁迅著，《鲁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美] 福山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美] 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Fin-
往期相关文章，点击即可阅读
康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现代人的“天堂入场券”
十年饮冰，热血难凉
公号还在成长期，望读者朋友们多多分享转发
本文为「城与邦」作者原创
图片来自网络，不用作商业用途
转载或投稿请联系polis2016@163.com
长按并识别二维码即可一键关注
「城与邦」是成立于英国与北美、，提供新鲜原创学术思想，，互相督促写作。
我们期待
投稿｜关注｜分享｜加入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我们思考，。
↓点击“阅读原文”便可进入「城与邦」知乎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