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七张面孔，帮你看清大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

撰文/王淼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张属于开国皇帝朱元璋，一张属于篡位者朱棣，一张属于清官海瑞，一张属于太监魏忠贤，一张属于起义领袖张献忠，一张属于叛逆者吴三桂，一张属于民族英雄郑成功。这七个人，从时间上看，贯穿了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从历史作用上看，他们的身份不同、角色各异，但对大明王朝的命运却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朱元璋

先说朱元璋。这人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曾经长期在世俗社会中摸爬滚打，浑身上下无不浸染着草根文化的基因。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元末的社会动荡，竟然将一个微末般的小人物送上了时代的浪尖，朱元璋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甚至一不小心当上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本来是沿途打劫，没想到弄假成真了。”连朱元璋本人都有点始料未及。但人虽然做了皇帝，骨子里却仍然是农民；人的身份可以改变，但那种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小农习性却是渗入骨髓，并不会随着身份的改变而改变。很不幸，大明王朝就掌握在这个底层农民的手中，朱元璋的素质决定帝国的素质，在朱元璋手里，皇权最终完成了它的无限扩张，从而定型为一种宗法专制的固定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少得可怜的民主资源，至此被涤荡殆尽。

朱棣

，那么，朱棣则将专制统治的厚黑手段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极善于将自己伪装成为正义化身的篡位者，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狡黠与霸气，他一方面是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另一方面又常常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位仁政爱民的忠厚帝王，他把人分为可利用与不可利用两种，对他们又拉又打，极尽阳奉阴违、软硬兼施之能事。正是在朱棣君临天下的永乐年间，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一次是非颠倒、价值破碎、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转折过程，这个转折由量变转化为质变，到中、晚明时期终成鱼烂之势。而太监魏忠贤所导演的荒唐闹剧，则成为其间最为直接的表现，像那个草民皇帝朱元璋一样，这个身心均曾遭受重创的太监，也经历过一次脱胎换骨的过程，正是为了弥补自己平生的缺憾，魏忠贤弄权、敛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士风的败坏则反映了整个民族素质的进一步恶化，而文人的不顾廉耻，至魏忠贤时期亦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魏忠贤

当然，即使是一片烂污的时代，也未必不会出现个别清官，虽然官僚阶层并不欢迎这样的个例，，就像海瑞，他固然是官员中的异类，但在普遍贪腐的文化背景下，海瑞的作为由不合时宜变成了滑稽可笑。皇帝所谓：“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其实正说出了海瑞的作用，当然也说出了所有清官用以点缀升平的实质。大明王朝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贪腐，正常；清廉，不正常，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出个别如海瑞一样的清官，自不足以挽回整个帝国的颓势；即使出个别如郑成功一样的民族英雄，也同样不足以挽回帝国的颓势。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大明王朝走向穷途末路，其实正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

海瑞

在张宏杰笔下的七张面孔中，我个人以为，写得最精彩的，是吴三桂；写得最深刻的，是张献忠。荒谬的时代必然造就荒谬的个人命运，这原本就是由不得个人选择的事情，吴三桂处身于僵硬的道德要求与普遍的道德沦丧、一个冰炭相激的两极缝隙之间，是做忠臣孝子以生命代价换取身后的虚名？还是做贰臣享尽一生的荣华富贵？吴三桂面临的选择之艰难，实在超出了常人想象，他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最终选择了做“民族罪人”，可见还是形势比人强。当然，做“民族罪人”也是一条不归路，既然走上去，就要一条道走到黑，吴三桂既然做不成天使，就只有狠狠心去做魔鬼；他既然放弃了所有的道德原则，人性的丧失就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而他之所以一再选择背叛，自然不是无因之果。

吴三桂

如果把吴三桂的一生看作一个人性蜕变的过程，张献忠的所作所为，则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文化上的劣根性，这个最近几十年来一直被主流媒体定位为杰出农民英雄的起义领袖，其实质是一个嗜杀成性的刽子手。，虽然身为起义领袖，张献忠的确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世界充满敌意，但是，当失去理智的暴力成为一种自我解放的手段，暴力本身也常常异化成为一种人生乐趣。张献忠手中固然握住了自我解放的利器，但他本人却并不会由“‘愚昧狭隘’的中国农民瞬间化蛹为蝶成为‘革命战士’”——他，他们，所拥有的依然是一种残缺的人性，而残缺的人性也必然会导致变态的行为，历史就是用这种杀人如麻的残酷方式，以及对个体生命的极度冷漠，完成了他们的心理舒张，他们的个人命运则在宗法制度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之中，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