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中谋变——2017年中国城商行发展评述
2017年，、经济增速放缓和互联网金融冲击等诸多挑战，城商行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市场定位，加快推进回归本源、专注主业，扎实开展各类风险专项治理工作，发展转型稳健推进，经营行为更加规范，主要经营指标表现良好。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述。
业务规模减速换挡
截至2017年12月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总资产为245.7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9.5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6%，增速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总负债为226.3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7.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增速同比下降7.7个百分点。其中，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首次突破30万亿元，达31.7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3%，增速同比下降12.2个百分点，占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为12.9%，占比同比增长0.4个百分点；总负债为29.5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9%，增速同比下降13.1个百分点，占银行金融机构的比例为13%，占比同比增长0.4个百分点。
尽管2017年银行金融机构整体的资产与负债增速均呈下降趋势，但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与负债增速仍领先于行业平均水平（图1）。与大型商业银行（7.1%）、股份制商业银行（3.1%）和农村金融机构（9.8%）的总资产增速相比，城商行的总资产增速(12.3%)仍是遥遥领先。但是，2017年城商行群体的资产负债规模增速同比下降幅度显著大于行业平均水平，经营指标下行压力较大。
通过2015～2017年城商行资产规模的月度对比，2017年城商行资产增速呈放缓趋势，其月度增速远低于2016年的水平。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实体经济的减速换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商行的业务增速。
从城商行个体发展情况来看，2017年一些城商行实现了较为显著的增长。2016年成功上市的贵阳银行在2017年的资产和负债增速均超过30%。北京银行资产规模超过2.2万亿元，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和南京银行的资产规模也超过了1万亿元，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的资产规模超过8000亿元，资产增速均在10%以上；而在香港上市的重庆银行资产规模较小，且资产增速较低，不足10%。港股城商行披露的2017年中报数据显示，锦州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增长迅速，增速都在50%以上；青岛银行、郑州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增速也较快，都在20%以上。在所选样本中，相比于A股城商行，港股城商行表现出更强劲的增长速度。
城商行发展的八大特点
一是适应金融新常态，综合化经营步伐加快。
经济新常态推动金融业进入新常态，突出表现为金融深化程度大幅提升，多层次金融市场、多元化融资渠道更加成熟。在此情况下，金融行业的效益来源从发展速度和规模逐步转向发展效率和质量，商业银行依赖传统业务、通过规模驱动的发展模式的推动力日渐式微，需要转向传统新型业务并重、通过服务拉动的发展模式。因此，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成为国内商业银行的未来发展趋势。对于实力较弱的城商行，以往更多通过同业合作弥补自身牌照不足的短板，丰富服务内容。经过过去几年的快速发展，规模和资源实力明显提升，通过新设金融机构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成为越来越多城商行的选择。尤其是2015年银监会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商行设立金融租赁、消费金融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城商行综合化经营步伐明显加快。
二是深化战略定位，做深做透中小企业业务。
近年来，国内各类银行纷纷加大对中小企业业务的拓展力度，对长期以来以此为定位的城商行形成冲击。对此，城商行进一步深化中小企业战略定位，细分客户群体，围绕科技金融、文化金融、艺术金融等领域努力做深做透，提升市场竞争力。一是加快产品创新，丰富产品体系。主要围绕丰富产品功能、满足企业长期资金需求、提高融资便利性等方面开展贷款产品创新。二是探索业务模式创新，提高运行效率。表现为与政府机构和第三方机构合作，搭建批量业务运作平台。三是开展服务方式创新，丰富服务内容。代表性的如营口银行成立了中小企业品牌俱乐部，将中小企业及企业家客户资源组成非盈利平台，实现品牌信息、技术、服务资源共享，为客户提供金融+商业+生活等综合服务。四是探索体制机制创新，提高服务的专业性；探索投贷联动新模式，为客户提供投、贷、孵一体化服务。
三是应对市场化挑战，强化价格和服务竞争策略。
在产品、渠道以及科技与大型银行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价格和服务竞争策略成为城商行的重要选择。利率市场化的完成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免费策略吸引客户。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对网银转账、手机银行转账实行免费，部分城商行对ATM跨行取款和查询实行免费。第二，以高息拓展存款。与大型银行相比，城商行网点少、产品种类少，面临更大的破产倒闭风险，在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情况下，城商行大多通过更高的利率拓展客户存款。以存款挂牌利率为例，五大国有银行和招商银行为第一阵营，利率最低；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少数大型城商行为第二阵营，利率居中；大部分城商行为第三阵营，利率最高。第三，以综合积分制深耕客户。一些城商行对客户办理业务实行综合积分，积分可用以兑换商品，也可换取利率优惠，既提高了客户黏度，也促进了交叉销售，并解决了客户分层服务问题。第四，以特色服务竞争客户。有的城商行充分发挥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对网点实施改造，推出玩具支行、图书馆支行等主题支行，将客户服务、儿童教育、亲子活动等融合在一起。
四是把握深化对外开放机遇，积极拓展跨境业务。
在投资增速下降、进出口下滑以及信用风险上升、银行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城商行传统业务的发展受到制约。城商行积极适应形势变化，抓住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跨境资金双向流动加快带来的跨境业务机会，拓展新的增长点。部分城商行利用自贸区扩容，通过设立机构，积极拓展跨境投融资、跨境结算等业务，以此实现境内外业务的有效联动。部分处于边境地区的城商行利用新一轮对外开放带来的边境贸易快速发展机会，拓展面向周边国家的特色跨境业务。典型的如哈尔滨银行积极发展对俄金融业务，设立对俄金融事业部，开展卢布交易，成为全国对俄代理行和对俄帐户最多的银行。富滇银行利用与东南亚国家比邻的优势，发展小币种特色货币供应业务，成为当地泰铢业务市场份额最大的银行。
五是应对互联网金融浪潮，纷纷抢滩直销银行。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在对商业银行的转账、支付、存贷和理财业务形成冲击的同时，也为商业银行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提供了机会。城商行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发展互联网金融，以期借助新技术实现局部领先。最明显的是纷纷上线直销银行。在2014年有12家城商行推出直销银行的基础上，2015年又有22家城商行直销银行上线，城商行设立的直销银行数量占到全国总数的70%，远超其他各类商业银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直销银行可以帮助城商行实现跨区经营。其次，借助第三方公司力量，弥补自身科技和人才短板，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再次，加快推出手机银行，提升线上金融服务能力。第四，面向互联网金融公司，提供配套金融服务，开辟业务蓝海。最后，对网点和自助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提高服务效率，适应客户金融消费习惯的改变，打造具有商业银行特色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最典型的是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ATM。
六是加快推进零售战略，大力发展理财业务。
零售业务是国内商业银行转型的重要方向，对于长期以市民银行作为传统优势业务的城商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同业竞争，近年来，城商行明显加快了零售战略的推进力度，零售业务实现快速发展。集中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抓住居民消费升级换代、快速增长趋势，创新产品，加快拓展消费信贷业务。年内有十多家银行推出具有自身品牌和特色的个人消费贷款，并在授信条件、放款时间、授信期限、办理渠道等方面积极创新。如民泰银行的薪乐贷、营口银行的营银易贷，以及哈尔滨银行的嘻哈贷。二是适应居民理财意识增强，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的趋势，加快发展理财业务。据统计，全年城商行发行理财产品数量达到31627款，占到银行理财总数量的38%，平均收益率5.07%，发行数量和收益率均居首位。
七是变相推动跨区域，网点布局向下、向小拓展。
自2011年以来，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被叫停。在此情况下，城商行网点布局呈现向下、向小拓展的新特点。向下，即向县域甚至乡镇延伸；向小，即设立小型特色化网点，如社区支行、小微专营支行。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年底，城商行共设立社区和小微支行700家，充分体现出城商行近年来持续推进的社区银行战略和小微业务战略。在跨区域受限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银行通过设立资金营运中心、票据中心，甚至营销中心的形式变相实现跨区域经营。值得关注的是，城商行越来越重视战略研究工作，纷纷在北京设立战略研究部、研发中心或研究院，以吸引人才加盟，加强战略研究对业务开展的指导作用。
八是紧跟国家战略，加快推进抱团合作新模式。
由于单体规模小、实力弱、资源有限，成立20年来，抱团合作始终是城商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家对内对外加快推进区域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城商行的抱团合作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紧跟国家战略发起合作组织。如青岛银行倡导发起“”金融联盟，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辖省份23家城商行，合作内容为经济一体化带来的金融市场、贸易金融、公司银行、同业金融等业务机会。其次，合作内容从宽泛松散的信息交流转变为具体专项业务合作。如厦门银行与哈尔滨银行共同发起“一路好游、畅行无忧”银行联盟，推出银行联盟标识卡，共享特惠商户和合作伙伴。长沙银行发起中西部城市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合作构想，13家城商行参加，着力加强金融市场业务合作。
城商行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未来几年，世界经济仍将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复苏难有明显改观；国内经济受投资回落、出口不振等影响，增速仍将有所下滑；金融风险暴露还会加剧，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影响逐渐显现，商业银行面临复杂艰难的发展形势。城商行的发展压力将更为突出，有四大挑战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和积极应对。
发展模式转型的挑战有增无减，城商行需要加快转向轻资本发展。
近年来，城商行纷纷采取措施推动发展模式转型，转型的方向是从粗放式、同质化发展转向精细化、差异化发展，从规模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从资产持有为主转向资产持有、交易和管理并重，最终形成一条有特色、高效率、轻资本发展道路。但从最终表现来看，转型成效并不明显，尚未取得实质突破。突出的表现是效益增长依赖资产扩张和高资本消耗的格局未有改变。根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有相当数量的城商行或通过定向增发，或发行优先股，或发行二级资本债进行了资本补充，总金额接近3000亿元，成为城商行资本补充的高峰年份。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形成的每隔3〜5年迎来一次资本补充高峰的格局仍然较为明显。因此，在资本约束日益强化、资产扩张受到经济新常态制约的背景下，城商行发展模式转型的压力有增无减。城商行需要进一步围绕战略定位，细分市场客群，加快培育业务特色，尤其是提升中小企业和零售业务占比，在提高收益的同时，降低资本消耗，实现资本节约型发展。
利率市场化的挑战逐步显现，城商行需要加快构建资产负债管理体系。
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将会逐步步显现。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为净息差的收窄，还将给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行为带来深刻变革。从定价视角来看，利率放开后要做到科学定价，商业银行应该具备完善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实现风险的科学计量，运营成本的有效分摊，以及经济资本的准确计算。而要实现这些方面，商业银行首先必须建立完善的资产负债管理框架，在该框架下引入工具、开发系统、建立规则。此外，在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资产增长面临诸多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必须尽快从强调存款立行、资产负债规模驱动式发展，转向资产立行、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式发展。为此，商业银行应建立科学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明确与自身业务发展相适应的资产负债管理策略。与之对照，长期利率管制导致城商行大多资产负债管理基础薄弱，尚停留在传统的计划财务管理阶段，既未建立与利率市场化要求相适应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也未引入相应的管理工具，甚至未在全行形成资产负债管理理念。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快推进，这一状况已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将资产负债管理摆在重要位置。这一趋势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强。
，加快回归传统主业。
过去几年，城商行资产规模实现快速增长，从结构来看，2013年以来的增长主要依靠同业业务驱动。但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实体企业普遍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国家进一步强调金融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避免资金空转。为此，，对同业业务进行规范，并对影子银行予以管控。代表性的为一行三会一局出台的127号文（《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监会发布的140号文（《关于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这些政策的核心意图在于促使商业银行科学定位同业业务，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并将业务发展与经济周期和自身资本实力紧密结合。正是在上述政策的约束下，2015年城商行的同业业务增速明显放缓，一些银行甚至出现规模收缩。可以预计，传统信贷业务仍是未来城商行资产业务的核心，回归传统也将是城商行业务发展的大势所趋。在当前经济状况下，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居民消费领域的资金需求将成为城商行信贷投放的重点。
风险持续暴露的挑战依然严峻，加快推动全面风险管理。
近年来，城商行的风险形势明显恶化。一方面是信用风险持续暴露，不良贷款持续反弹，新增不良贷款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另一方面是操作风险案件明显增多，曝出多起大案，涉及骗贷、违规出售理财以及内外勾结转移客户存款。以往经验显示，经济下行周期既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上升时期，也是操作风险易发阶段。从现有PPI、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等数据来看，未来几年经济增速预计仍将有所回落，实体企业经营困难局面难有根本性改观。在此情况下，城商行面临的风险形势依然严峻。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城商行偏重于信用风险管理，忽视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管理的情况将另其面临更大风险管控压力。因此，城商行在加强传统信用风险管理的同时，需要尽快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将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纳入其中，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流程和政策制度，确保实现风险可控、稳健经营。
结构调整阵痛难免
本文选取了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杭州银行、贵阳银行、重庆银行共8家上市城商行作为分析样本。
2017年，城商行存款占负债的比值呈现下滑态势。与2016年第三季度相比，所选上市城商行样本在2017年第三季度存款占比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金融业同业、混业竞争的加剧以及消费者理财意识和消费需求的提高。其中，北京银行的下降幅度较小，贵阳银行下降幅度较大，高达16.14%。
2017年，城商行贷款占资产的比重有所提升。2017年第三季度，在所选上市城商行样本中，除了宁波银行和贵阳银行贷款占比略有下降外，其他银行的贷款占比都有所提升。北京银行、江苏银行、重庆银行贷款占资产的比值较高，都超过了40%，贵阳银行贷款占资产的比值较低，仅为26.26%。整体而言，城商行贷款占资产的比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变化幅度较小。受地方债务置换、重点建设基金以及股市波动的影响，2016年之前投资类资产大幅增长，因而导致贷款占资产的比重持续降低；而2017年以来，，在资产配置上，非信贷资产有为信贷资产让路的倾向，经济基本面向好所带动的信贷需求有助于银行资产端“软着陆”，发放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没有持续降低。（表1）
营业收入构成中，利息净收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贡献逐步下降；，增速下降但占比提升。2017年第三季度，所选上市城商行样本中，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宁波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同比有所提升，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和贵阳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同比下滑。
盈利分化提质增效
2017年，由于息差降低、，城商行营业收入仍面临着一定的增长压力。2017年第三季度，所选上市银行样本中，股份制银行营业收入增速为1.32%，城商行营业收入的增速为3.27%，均低于大型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增速（6.87%），这主要是由于大型商业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增幅为6.86%，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利息净收入增幅均为负值，城商行的利息净收入同比下降10.48%。（表2）
2017年第三季度，所选上市银行样本中，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都呈增长趋势。在宏观经济回暖、资产规模稳定增长、不良逐步企稳、“营改增”不利因素减弱等因素推动下，城商行净利润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同时，受益于拨备持续反哺等因素，净利润增速快于营业收入增速的态势将进一步凸显。
在成本控制方面，城商行远好于其他两类银行，在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营业支出和管理费用持续上升时，城商行的营业支出降低了10.28%，管理费用降低了15.53%。由于成本控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城商行的利润增幅优于股份制银行。
从城商行的个体盈利情况看，2017年第三季度，贵阳银行、北京银行、江苏银行营业收入表现较好。贵阳银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为27.07%，营业收入中87.53%来自于利息净收入。贵阳银行快速的规模扩张导致相应的利息收入增加，进而导致营业收入增长迅速。
2017年第三季度，所选上市银行样本中，贵阳银行的净利差为2.59%，而上海银行的净利差仅为0.8%，其他城商行除了宁波银行外，净利差都低于1.5%。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持续推进，以及受2016年5月1日施行的营改增政策等因素影响，银行业生息资产收益率水平也大幅下降。在流动性稳定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商业银行的利差空间被逐步压缩，银行净利息收益率平均水平持续下降。
2017年第三季度，所选上市银行样本中，贵阳银行和重庆银行成本收入比较低，分别为25.3%和22%；其他城商行的成本收入比较高，都在50%以上。上市银行转型发展需要加大投入，加之成本管控的空间日益收窄，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大。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张，城商行的成本收入比也面临考验。
2017年第三季度，所选上市银行样本中，上市城商行的ROA在0.46%至0.81%之间，ROE分别在8.88%至13.67%之间。由于中间业务优势，在所选样本银行中，宁波银行是ROE最高的上市城商行，而杭州银行因其相对较低的中间业务及较高的成本收入比导致ROE较低。
风险管理考验智慧
2017年前三季度的不良贷款率打破了上升的走势，2017年第三季度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为1.51%，与2016年同比持平。但是，从拨备覆盖率角度来看，城商行有下降的趋势。2017年第三季度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为216.2%，比2016年同期下降2.28%；拨贷比为3.26%，比2016年同期下降0.04%，但超过2.。
，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整体下行。所选上市银行样本中，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低，低于1%，表明这两家银行贷款审慎度较高；南京银行拨备覆盖率较高，储备了充足的风险缓释能力；不良贷款率较高的江苏银行和重庆银行存在一定的拨备压力。
当前，金融运行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金融风险尚处在易发高发期，城商行主要面临如下几个问题：一是由于金融市场规模的迅速增长以及高杠杆趋势，导致城商行流动性风险防控压力大增。二是交叉金融风险增大。城商行在丰富业务类型的同时，也使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容易导致风险通过资金链和业务链的关系进行传染。三是城商行法人治理和风险管控滞后，形成了很多显性或隐性的金融风险。
2017年城商行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风险管理：第一，完善风险治理架构，从完善公司治理的角度，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和风险管理。如内蒙古银行董事会制定了《风险偏好陈述书》；大连银行向分行派驻风险总监，加强了客户准入的把关。第二，建立全面风控体系。如2017年，大连银行全面梳理修订各项内控制度，堵塞制度漏洞，重塑规章制度管理规范，建立起科学化、规范化的内控制度体系，筑牢经营风险防线。第三，完善绩效考核。如长沙银行持续全面推进信用风险内评体系建设，完成了涵盖公司、零售、同业客户的内评咨询和体系建设，并逐步推动内部评级结果在信贷业务决策和管理上的应用广度和深度。第四，筑牢操作风险管理基础。如上海银行积极推进操作风险与控制自我评估（RCSA）、操作风险关键风险指标（KRI）、操作风险损失数据收集（LDC）等管理工具的运用；南京银行持续完善制度体系，推进操作风险管理工具的实施，开展损失事件收集、关键风险指标监测和操作风险与控制自我评估工作，实施操作风险标准法资本测算，。
培育特色 差异竞争
在我国经济增速换挡、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转变的“新常态”下，银行业已经告别高增长、高息差、高利润的“三高”时代。城商行需要及时调整战略、找准定位，要在经营理念、金融产品、发展思路等方面谋求突破，实现差异化发展。而只有“立足地方、突出特色、强化服务”，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差异化发展路径。2017年，城商行在如下差异化发展方面比较显著：
小微业务发展迅速。2017年，城商行在提高风险识别能力的同时，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组织架构，开展创新业务服务模式，针对性地开展产品创新，探索推进投贷联动，提升服务效率，持续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小微金融，成效显著。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末，城商行小微企业贷款达51476亿元，较年初增长14.23%，分别高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4.94个和8.58个百分点。其中，2017年前三季度城商行小微企业信贷余额的复合增长率达2.71%，高于国有银行（1.72%）和股份制银行（1.66%）。
城商行巩固在小微金融领域的传统优势，不断创新与丰富产品体系，满足小微企业的多元化需求。通过改良小企业专属产品，围绕小微企业现金流特点，开发便捷续贷产品；围绕制约银行开展小微信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多家城商行与税务机关合作开发基于企业税务信息的信贷产品；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用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以产业集群、专业市场为抓手，创新思维，以标准化、系统化的模式，服务好商圈小微企业，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城商行群体机构多、差异大，不同银行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城商行选择差异化的发展模式，打造自身的特色业务，主要有如下几种特色经营领域。第一，发展旅游金融，发挥资源优势。例如，2017年以来，焦作中旅银行提出2017年旅游特色业务要初见规模和成效，业务占比要超过20%。截至2017年10月，旅游特色业务余额达104.73亿元，其中贷款余额52.79亿元，占全行贷款余额的19.14%；通道投放51.94亿元，占全行通道业务的27.44%。2017年旅游类贷款投放23.47亿元，占全行新增贷款的20.96%，累计签约合作景区50家。第二，发展文化金融，助力文创事业。例如，南京银行坚持“四专四单独”创新服务模式，专注辖内科技文化金融业务，打响了“鑫智力”“鑫动文化”品牌。该行科技文化金融服务中心在南京地区积极开展科技文化金融政策宣讲，出台科技文化金融营销指导，直接参与南京市委宣传部推动的“文化金融服务券”“文化金融资产项目包”等创新项目方案的设计起草。第三，发展物流金融，协同物流服务。如齐鲁银行为满足当地中小型物流企业融资需求，，成立首家物流专业支行，依托物流公司平台，创新推出“物流贷”，推动了当地物流产业发展。
零售银行转型突破
零售银行的业务重心逐步聚焦在财富管理、消费金融及小微金融等核心领域，并成为银行优质资产的主要来源。随着经济持续下行、企业信用风险不断暴露，以及互联网金融和居民消费快速发展，国内商业银行纷纷将零售金融作为转型发展的重点，城商行也进一步加快零售业务的转型发展步伐。
2017年，城商行零售银行业务持续转型升级。例如，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北京银行零售客户超过1800万户，零售贷款余额达2994亿元，较年初增加467亿元，增幅为18.5%；储蓄存款余额达2483亿元，较年初增加195亿元，增幅为8.5%。北京银行与腾讯旗下的微众银行合作推出“微粒贷”产品，实现全天候线上放款、还款，在金融模式创新上有所突破。重庆银行零售贷款增速高达49%，江苏银行和南京银行零售贷款也增长迅猛，增速都在34%以上。杭州银行和贵州银行零售贷款增速在14%左右，上海银行和宁波银行的增速较低。
城商行零售业务虽然有所增长，但占总资产的比重较低，基本在10%以下，明显低于国有制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从具体的资产配置角度来看，城商行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是北京银行，其个贷资产占比较高，为12%，主要为房贷和经营性贷款；第二类为宁波银行，其个贷资产绝大多数为消费贷款、信用卡贷款等；其余银行在房贷、消费贷款和经营性贷款上分布平均。由于经营性贷款占比较高，因此城商行的个贷收益率平均而言高于股份制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
普惠金融积极跟进。银监会2017年5月26日发布《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要求大型商业银行2017年内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的设立。截至2017年6月末，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具体方案已全部出台，总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均已正式挂牌。与此同时，城商行也积极响应银监会关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工作要求，有部分城商行已经建立健全普惠金融专业化服务体系。其中，上海银行于2017年正式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成为继国有五大银行后，在城商行中较早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的银行。大连银行也于2017年12月底建成普惠金融事业部，为大连银行在更广范围内与各类市场主体、金融机构、新型机构的合作，打造开放、共享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奠定了基础。
消费金融迅速布局。为适应消费升级，城商行创新运作模式，将消费金融作为拓展重点。第一，优化手机银行渠道功能，推出自助消费贷等线上产品。第二，与互联网公司合作，通过与外部机构对接系统，构建交通体系、医疗体系、园区支付体系等接口平台，推进线上批量服务。第三，积极建立消费金融公司。目前，城商行已合作建立16家消费金融公司，用以满足中低收入人群旅游、教育、婚庆等小额消费需求。
2017年，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我国城商行群体沉着应对，在发展业务规模、优化业务结构、提升盈利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受资源禀赋、经营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城商行群体内的分化进一步加剧。2018年，城商行要对自身发展环境和内外部局限性保持清醒认识：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发展空间不断压缩，自身能力仍存在短板，持续发展后劲有待提升。面对挑战，城商行要牢记“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找准定位、转变理念，错位竞争、差异经营，夯实根基、理性创新，持续打造稳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