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法学院的法律技能副教授莉亚・普朗科特在她的著作《晒娃请三思：数字时代的儿童隐私保护》中，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在数字时代，晒娃行为暴露孩子隐私后会带来的严重后果，还归纳了商业晒娃的三种叙事脚本，分析它们对育儿产生的复杂影响。
与一般晒娃不同，商业晒娃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收益可能立竿见影，也可能随着业务的发展在未来得到补偿，或者在目前或将来，表现为其他盈利形式，收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与企业达成营销协议，以推广特定产品或服务，或以其他合作或交易形式出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如今，作为一份“自由职业”，商业晒娃行为几乎无处不在。
或许你的晒娃不是企图把孩子变成明星，但是你每天都在消费别人的商业晒娃行为。而且，即使没有晒娃行为，在莉亚・普朗科特看来，孩子在从小学到大学这一路的学习生涯中，也在学校中不断上传自己的隐私，而这些都容易被商业机构所利用。
莉亚・普朗科特还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是否在接受网络霸凌为当今育儿的一部分？在商业晒娃和非商业晒娃活动过程中，我们以数字形式创建了各种有关孩子们的生活故事，如此一来，我们是否在鼓励孩子进行表演，而不是在教育他们要做真实的自己？
下文是莉亚・普朗科特总结商业晒娃的三种叙事脚本及对孩子自我认知的影响，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晒娃请三思：数字时代的儿童隐私保护》第四章――我的人生如此“晒”：孩童和生活的商业利用。因原文篇幅较长，摘编时有适量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商业晒娃叙事脚本的第一种类型是记录孩子的不同人生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的“妈咪博主”的领域。她们创建自己的网络日志，谓之博客。“妈咪博主”这个词用途广泛，也包括了视频博主（即那些通过视频记录自己生活的人）和以母亲身份在INSTAGRAM及其他社交媒体上创建和呈现数码内容的人士。参与这一活动的女性中，有人认为“妈咪博主”这个字眼对其不敬；有些则敞开怀抱，欣然接受。本文中的用法只是客观描述，不作贬义理解。
这里的人生阶段既涵盖家中孩子的年龄变化，也包括他们身心发育的不同阶段。家长（通常是母亲）基本都会将他们的体验和情绪流露出来――不管他们讲述的是孩子的哪一段人生经历。他们记录下来的人生阶段通常包括受孕、孕育、分娩、新生儿、婴儿、幼儿、学龄前、少年期和青春期这些不同时期。
在这些人生阶段，博主讨论的是大部分父母都熟悉的话题。这些话题中，许多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母亲们聚在一起喝咖啡时谈论的。但是，另外许多话题也带上了21世纪的独特风格，比如，哪些品牌的婴儿监护仪可以让父母安心，或者哪些生育追踪设备可以帮助他们生下小宝宝，而这些小宝宝也正需要婴儿监护仪来照看他们。
无论是采用传统方式还是数码方式晒娃，对孩子们不同人生阶段的分享都包含着对其他父母的慷慨帮助和建议。这些建议可能以医学或科学的面目示人，也可能是纯粹个人的育儿经验；当然，也可能介于这两者之间。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叙述者通常对其谈论的领域（如生殖医学）缺乏正规资质。不具备专家资质的人员能够向数百万人提供育儿建议，这种新做法极大地扰乱了两种传统信息获取渠道：个人关系网络（包括亲戚、朋友和社区成员）和有资质的专家使用的传统平台（比如印刷出版物）。这种变化对个人和公共生活造成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影响非常巨大，而且相当复杂。
现在，让我们仔细想一想。商业晒娃领域似乎存在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模式――一旦成功，就会激励父母分享发生在子女和家人身上的事。基于家长身份和行为，若是这位妈妈被大家认可，奉为育儿专家，她就会晒出越来越多的育儿经，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她的身份。某种程度上，特定的育儿选择是否有效无关紧要。如果不成功，她就可以将这次失败晒出去：“莫在你家尝试！”――这依然是有用的数据点。
商业晒娃圈外的父母似乎在消费这些内容――至少在消费其中的部分内容，因为这被当成了一种专业知识资源。无论是否真的相信，只要消费和参与该内容互动的人次越多，这些内容在各种数字平台上分享得就越多。这是因为受到广告商额外奖励的刺激，也是因为算法对其重点推送。反过来，分享转发得越多，父母和其他观众就越相信这些内容。这种对内容可信度的持续强化会提高商业晒娃者的个人信誉，从而提升其个人影响力，鼓励他继续分享更多的内容。
在此循环过程中，人们很少或者根本不关注信息的准确性，换句话说，创建的内容中传递的信息是否精确，并非人们首要关注的焦点。在任何节点上，信息的准确性都可能不是有意义的变量。
在养育孩子方面，可没有期末考试，也没有专业同行对网上提出的建议――比如如何让孩子睡得更踏实――进行评审。无须从任何监管机构获取资格证书，你就可以分享自己在不孕不育方面的体验，其中也会夹杂看似专业的医学数据。
如果你声称自己有“MD”（医学博士）学位，而实际上“MD”却表示“MAMA’S DISHIN”（妈妈在揭短）。这时，你可能违反了多项法律条规，包括无资质行医，以及虚假广告宣传。但是，如果你分享的是自己的经验和与医学、科学或类似领域相关的个人见解，而且没有误报资质和说谎，也没有类似的恶意行为，你就不可能违反法律。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开始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所从事的电子商务活动。这类商务活动可能涉及一些从事商业晒娃的父母。不过，联邦贸易委员会关注的焦点是透明度的问题：“网红”为促销的商品和服务背书并从中获取补偿时，要有透明度。至于商业晒娃者宣称的“专家”建议对消费者会产生什么影响，晒出的内容是否有失公允，或者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似乎都处在监管部门意识雷达的边缘地带。
这些内容可能会部分融入典型的商业晒娃叙事，成为讲述个人经验的重点。而观众或读者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将这些内容推而广之，用于自己的育儿实践。这种叙事的潜台词是：“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希望在你那里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这样的声明与向潜在客户承诺某种特定效果完全不同。
例如，一家床垫公司许诺，如果你家宝宝使用他们公司的床垫，睡眠质量一定会得到100%的提升，事实证明这是虚假宣传，那么该公司的做法就涉嫌违法。相反，如果一位妈咪博主说，她提出的睡眠建议对自己的孩子有效，并且希望对你的孩子也有效，这就不存在不公平或欺骗行为。（当然，如果她收了床垫公司的钱，按照公司要求向其他人推荐了床垫，并承诺收效100%，但又没有透露她与这家公司之间的财务交易，那就违反了要求真实性的广告法。）
围绕孩子人生阶段开展的商业晒娃活动，似乎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至少部分做法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它正在成为一个传播“专家信息”的空间，而这里的“专家信息”基本上来自没有资质且不受监管的所谓育儿“专家”。“育儿专家”的建议传播广泛，涉及的育儿主题方面的信息不够准确，也不够完整，甚至具有误导性。这些信息会像病毒一样到处传播。更糟糕的是，这可能会传播真正凶险的“病毒”。
商业晒娃的第二种叙事类型是日常活动。这一类型的主题范围较广，从艺术到手工作品到滑稽搞笑的恶作剧，其重点在于父母和孩子一起做活动，或者在孩子自己从事此类活动时给予指导。其中一些是极为寻常的家庭活动。其他常见活动包括家庭度假、运动和家居装饰。
家庭生活中的许多时刻会在无意中产生幽默效果。比如，你不小心把洗衣液倒进了洗碗机。哎哟！搞错了，泡泡飞扬，笑声响起；或者你干脆将错就错，乘兴玩起来。这与通过精心策划并成功“捉弄”家人而引发的笑声截然不同。若被捉弄的家庭成员是个孩子，这种恶作剧可能让人笑不起来。尽管父母在晒娃过程中尽量避免触碰虐待和忽视儿童这条法律底线，但当今商业晒娃和普通晒娃的故事中确实存在令人不适的次要情节――父母针对孩子的恶作剧。
以深夜电视节目主持人吉米・基梅尔（JIMMY KIMMEL）为例，他每年都会组织万圣节恶作剧活动：父母假装把孩子讨来的万圣节糖果都吃光，然后将孩子们的反应拍摄下来，把视频分享到线上。
对成年人来说，拿走幼童的糖果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对幼童来说，这并非易事，他们很难接受这就是事实。对有些孩子来说，简直是天翻地覆；有些孩子则竭尽全力保持镇定，可是内心早就崩溃了。这玩笑深深地伤害了他们，把眼下万圣节的欢乐一扫而光，并且颠覆了“父母值得信赖”这一基本观念。它带来的只是廉价（甚至带有虐待狂意味）的笑声。
在听说万圣节糖果被吃光后，一位女孩哭起来。（吉米・基梅尔2013年万圣节恶作剧活动视频截图，这些视频在近十年后仍在网上流传）
这令我们思考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成年人的幽默品位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我们应当视为欺凌的行为之上呢？欺凌是一个饱含争议的词语，也许可以使用“网络欺凌”这个字眼，来描述潜藏在某些商业晒娃行为和一般晒娃行为背后的动力。
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教育人员、立法者和其他决策者越来越关注此事，考虑如何解决青少年之间的欺凌行为，以及如何保护孩童和青少年免受由此带给他们的伤害。从许多方面来看，数码世界加剧了这种风险和挑战，因为孩童和青少年可以通过各种设备和平台昼夜不停地参与交流互动。
我们对孩子解释，他们不能喝啤酒，不能驾驶汽车；那就欺凌而言，我们能以近似的方式给出正确的解释吗？近似的解释是：“你现在还不能这么做，等你长大了就可以了。”我们就不能给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基于我们共同坚守的礼仪规范，秉持我们选举的官员为学校制定的反欺凌法的精神，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吗？
我们如果还不能，就应该重新考虑恶作剧行为：加入捉弄孩子们的行列，或观赏其他家长怎么捉弄他们家的孩子。从根本上说，我们应该反思当下对这种做法的接纳态度――我们接纳了业余爱好者或专业人士分享出来的、以孩子为捉弄对象的“恶作剧”。这更多是病态取乐，而不是长大了就能做的事情。
商业晒娃叙事脚本的第三种类型是基于善举的网络社群。让我们看看，当天性中的善良天使占了上风会是什么情形。许多参与商业晒娃活动的父母，试图帮助自己的以及别的孩子和家庭摆脱困境。这种商业晒娃类型主要表现以下叙事内容：它反映了一种同舟共济、战胜困境的精神风貌；或者，超越了战胜困难这件事本身，反映出一种齐心聚力、为了共同的高尚目标而奋斗的精神理念。
与其他两种叙事类型一样，这个宽泛主题有许多种呈现方式。一个常见的子类就是对困境做出回应。例如，涉及患有重病、不治之症的孩童或家庭，或者涉及各种身患残疾的孩童或家庭。这些父母的晒娃故事可能包括如下博客内容：通过分享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一面，以及病痛给他们带来的负担，他们要消除慢性疾病给他们的人生强加的污名。
有时候，真正的目标是找到一百万美元（或者接近一百万美元）的资金，用来支付患病儿童或残障儿童的医疗费用及其他需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或者类似的目标，这类商业晒娃活动的“财务属性”相比其他类型会更为明确。乍一看，在基于善举的社群空间里，这种对金钱的关注似乎与我们的直觉感受背道而驰，也似乎有点不合时宜。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商业晒娃运作模式难道不是极具剥削性吗？这难道不是在利用人们对孩子的同情心赚取金钱吗？
这些质疑不是没有道理，但他们忽视了五级飓风，却看到了毛毛细雨。赚取金钱的这场“阴雨”正是为了实现“阳光普照”所做的努力。真正的“风暴”来自许多家庭面临的沉重的财务负担和压力，因为许多家庭的孩子身患重病或者身有残疾。这里涉及的财务需求因此仅在技术层面属于商业行为：利用数码市场来创造经济收益。从本质上讲，这可能有关他们的生死存亡。当健康和生命面临威胁，隐私就可以卖个大价钱了。
与商业借贷相比，商业晒娃方面的法律和监管机制少多了，对于晒娃可以有多少空间的法律信息就更少了。但是通过商业晒娃，孩子们的医疗信息被分享了出去。由于他们年龄还很小，因此很难对其中涉及的成本和收益做分析评估。对于一名与癌症做斗争的孩子而言，一旦病情公之于众，在以后的人生中，他/她会受到欺凌吗？这会剥夺他/她接受教育的机会及其他机遇吗？这会给他/她带来别的负面后果吗？即便如此，承受人生道路上的这些冲击总比他/她流离失所要强吧？父母可是宁愿把其他的家庭费用抛在一边，支付了孩子的治疗费用。
还有一个潜在的比照点就是非营利组织的做法：非营利组织把那些和健康问题做斗争的孩子的境遇分享出去，作为活动宣传的一部分，以便为这些孩子和处于类似境地的孩子争取到相关的服务。这些宣传活动在整体上有助于改善孩子们的生活，而不是损害他们的生活。当然，这种比较有其局限性，非营利组织会受到多重决策结构和管理结构的限制，而家庭是没有这些限制的。
在非营利组织中，信托人在董事会议上指导该机构开展这类宣传活动；而在家庭里，父母在厨房讨论，发帖求助，或展开筹款活动就行，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孩子。两相比较，哪一种方式更好？一方面，父母是凭情感进行决策，虽然这完全可以理解；而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和工作人员比较专业，他们可能会对其中的成本和收益做出更好的分析评估。另一方面，如果你的孩子危在旦夕，需要立即进行医疗救治，非营利组织冗长的审批程序和多重目标就会成为障碍，你就很难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可以这么说，与任何其他领域相比，这里讨论的商业晒娃更关心孩子们的福祉，以及如何向他们提供关爱。
被晒的娃：是自己，又不完全是自己
在晒出的内容当中，有多少是即兴发挥的，又有多少是实实在在的真实情况，这很难界定。考虑到该行业缺乏透明度，以及视频中人员之间的关系难以求证，也许我们无法确定这两种情况孰多孰少。也许，整个万维网只是一个舞台，所有的孩子都是演员。也许，部分网页是个舞台，所有的孩子不仅仅是在表演。这样看来，我们做出以下表述似乎最合情理：商业晒娃活动的内容介于虚幻与事实之间，而大部分内容都涉及某些表演成分。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前提，认为在大多数的晒娃活动中，呈现的内容至少都有那么一点儿虚构的成分，这是否消解了隐私问题？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为，这种情况下，隐私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故事场景不在学校礼堂，我们极有可能会说：是的。毕竟，观众在观看那个幸运的主演在学校表演戏剧时，也不会有这个想法：“他是个地道的彼得・潘，一定和父母有很多纠缠不清的过节，不希望自己长大成人。”观众会意识到，那个穿着绿色紧身衣的孩子，是在按照成年人编写的故事脚本表演孩子的角色。如果说，演出的戏剧表现的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与妈妈的冲突，那是因为剧作家编写了这样的情节。即使参与表演的孩子把自己的个人感受隐藏了起来，他也可以通过一种共通的情感体验与观众交流。
然而，如果故事场景转换到手机上安装的应用程序，那么这层由故事的虚构性带来的隐私保护层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效力。这两种场景之间存在几处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侵蚀了虚构角色可能会提供的隐私保护功能。
首先，两种场景中的观众不同。学校礼堂里观看演出的观众数量有限，而且他们大概和表演者在实际生活中属于同一个社群。如果是在网络上发帖，那么观看该视频的人数就可数以百万计，而且这个孩子和这些观众之间缺乏社群纽带。
其次，作者身份的呈现方式不同。剧作家的身份一目了然，戏剧作品就是她的创作；而在商业晒娃活动中，母亲会影响孩子的行为，但是她尽量把对孩子的影响作用隐藏起来。就发挥的功能而言，母亲可能充当的是记者的角色，记录孩子的所作所为；或者，她可能承担了分析孩子行为或分析自己反应的角色。
母亲的反应通常是关于怎样照看孩子的，但尽管这些看护行为的焦点集中在孩子身上，母亲的行为和孩子的行为却被刻画得泾渭分明。这种叙事手段产生的效果是，孩子在视频中的表现完全是他自己的反应，并非出自父母的创作。
再次，观众接近人物的方式不同。一出戏剧中的人物归属于出演这一角色的所有演员。当然，一旦演出谢幕，这种归属关系便告终结，人物就回归到创作者著作权的约束之下。相比之下，在商业晒娃的视频中，人物本来就代表他自己一个人，而且只能代表这个人。现实生活中的那个人恰好与“数字舞台”上的那个人物拥有相同的姓名。
更何况，有时候那个人还太小，无法理解别人要求他装扮一个角色是什么意思――无论商业晒娃的作品花了多大气力，给这个孩子创设了一个多么虚假的“自我”。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是把新生儿沿产道降生的“旅程”记录下来。新生儿根本无法理解，“做你自己”和“演好你的角色”之间有什么细微的差别。然而，即使不是新生儿，年龄大一些的孩童和青少年也可能无法理解这种区别。这种挑战既是孩子们人生发展阶段的一大特征，也形成了商业晒娃叙事的体裁类型。
参与商业晒娃活动的母亲希望她的观众能够感受到，视频中的人物刻画是对孩子真实的写照，因此她选用家庭场景作为故事背景。可以设想，这位母亲也意识到，视频博客的消费者很精明，不会把博客中的每个细节都当真。每个父母都知道，在美好的一天，带着孩子一起烘焙食物，成功率可能只有10%，而90%的情况是搞得一团糟，反正绝对不会是100%成功――除非“上帝保佑”。然而，她还是基于某种身份认同在做这笔交易――尽管洁净的不锈钢器皿和干净的脸蛋也掺杂进那么一点“偷窥”的成分。
孩子和家人坐在自家的厨房里，家长试图向孩子解释：这一时刻，你既是你自己，又不是你自己。这个问题是关乎人“存在”的智力挑战，堪比莎士比亚的戏剧独白。若是孩子意识到，视频观看者、广告商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以各种方式回应他的表演――点赞、发评论或金钱奖赏，想解释清楚这档子事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这涉及你为何要向观众表演的动机问题。
最初，制作晒娃视频是“艺术模仿生活”，后来就演变成“生活模仿艺术”。走到这一地步，孩子在商业晒娃活动中到底在扮演谁的问题，就演变成另外一个核心问题：这个孩子到底是谁？
“真诚做自己”是不同人生阶段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同“表演”阶段面临的挑战。在数字生活的舞台上，日常演出都面临这样的挑战。即使有些家长并不打算将他们的数码生活变现，他们也会迎合观看视频的人。
你根本不需担心孩子会把面团搞砸，最后只能拿去喂狗；也不必担心要把面团提前做好，藏到一边，以保证拍摄到烤制流程的图片，好向人们展示面团是怎么变成曲奇的。看起来，一般的晒娃领域可能比商业晒娃更能呈现真实情况，因为在一般的晒娃活动中，父母无法得到其他参演人员和化妆团队的支持，也没有营销顾问和其他人员的帮助，更没有创业目标要达成。这样，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其他目标，比如建立人际关系或者排遣情绪等老一套的做法，使视频看起来似乎更加关注内容的真实性。然而，即使在非商业化的晒娃领域，内容的呈现也并非总是“不用滤镜”。
但非商业晒娃领域同样面临这一基本问题：如果呈现出来的生活不完全是真实的，那怎么会有隐私问题？部分虚构部分真实的一段视频是否会涉及隐私权益的问题？简单说来，如果发帖中的人物刻画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了大量素材，并被当作现实生活分享了出去，还以某种方式回到了现实生活，并对现实生活产生了影响，那么隐私问题就是存在的。
较为详细的回答是，商业晒娃活动中涉及的受众、作者身份及人们与人物接近的方式，在一般的晒娃领域同样是突出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各自领域内造成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商业晒娃活动涉及数百万计的观众，另外还关乎工资收入；相比之下，普通晒娃涉及的观众只限于妈妈大学时的好友，妈妈从事的只是“玩乐工作”（PLAYBOR，即将娱乐和赢利的动机融合在了一起）。但是，即使非商业晒娃领域也涉及财务问题：父母、老师和其他受委托的成年监护人会用孩子们的数据来“付费”，从而获取免费或低价的数字服务。
商业晒娃活动和非商业晒娃活动共有的基本模式是，父母邀请大量难以控制的观众参与到晒娃活动中来，而且这些观众和晒出的家庭或孩子可能没有任何实际联系。父母将孩子的行为当成真实的表现呈现给观众，却隐去了他们自己在过程中扮演的创作者角色。
父母给孩子分配了一个角色，使用了孩子的姓名，生活在他们的家里，更糟糕的是，孩子认为这就是他自己。在某个时候，孩子可能会意识到观众对这种人物刻画的反应。姑且把商业晒娃领域中显性的财务利益放在一边，这里可能会出现“生活模仿艺术，艺术又反过来模仿生活”的内生循环；这个循环过程中，孩子的选择、他对世界的体验和自我认知，都要经受晒娃“滤镜”的多重过滤。
你认为孩童和青少年的自我意识价值几何？你会不会将孩子们送到仓库去，让他无偿做工，以获取你想要的录像带？当然不会。那么，你为什么会在网上心安理得地分享孩子如厕训练遭遇困境的场景，并以此为你的“晒娃大业”创造收入，或者换来你想要的、表面上免费的社交媒体服务呢？为什么我们的法律体系允许你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法律体系中有关儿童、父母、家庭和其他成年监护人的主流“迷思”。正是这些主流“迷思”使得成年人对儿童期和青少年实施“隐形电子攻击”成为可能。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晒娃请三思》一书。原文作者：[美]莉亚・普朗科特；摘编：申婵；导语校对：柳宝庆。题图和文中插图来自电视剧《小舍得》（2021）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